西摩·格拉斯：那个男人来了，那个男人走了
J. D. 塞林格
1919 年出生于纽约犹太商人家庭，1942 年参军，1944 年参与诺曼底登陆，并在战争期间承担情报工作。1948 年在《纽约客》杂志发表《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》，吸引了评论界的兴趣。1951 年出版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在公众中获得了广泛喜爱。其后隐居新罕布什尔，致力于禅宗修行，从 1965 年《哈普沃兹 16，1924》发表后，再无作品面世。
《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》（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，下称《香蕉鱼》）是我们学术英语的课文。但不幸的是，因为这篇文章中记述的旅行，我错过了大部分的分析课……但《香蕉鱼》这篇小说仍然是目前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。因此，我决定以我对西摩的理解，写一些随想。
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用英语写成的，后翻译成了中文，因此有些名词括注了原文用词。引文大部分摘自“阅读原文”给出的翻译版，但根据我对原版文义的理解作了调整。
《香蕉鱼》的原文可见链接。
《香蕉鱼》是塞林格在文坛上的亮相之作，也是格拉斯家族初次登场的作品。我觉得有必要事先声明，《香蕉鱼》并不是西摩唯一一次被提及——他的人生故事散落在《木匠们，把屋梁升高》(Raise high the beams, carpenters)、《西摩：小传》(Seymour: an introduction)、《弗兰妮和祖伊》(Franny and Zooey)，以及塞林格的终作《哈普沃兹 16，1924》(Hapworth 16, 1924) 等中短篇小说中。只有当我们把这些作品一并纳入考虑时，才能对西摩其人有一个整体的、完整的认识，而不是陷入《香蕉鱼》神秘而模糊的描述中。
西摩作为格拉斯七兄弟中的长兄，从比他小两岁的最亲近的弟弟巴蒂 (Buddy Glass) 的描述中（大多见于《木匠们，把屋梁升高》与《西摩：小传》）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——实际上，整个家族都是早熟的。他 10 岁就参加了“聪明孩子”广播答题秀，20 岁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。25 岁时，他和穆里尔私奔。随后，他投身二战的欧洲战场。1948 年，他 31 岁时，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西摩的初次登场——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示人——便是他与世界的告别。可以说，他的生命是由他的死亡定义的——我们认识的西摩，将永远是那个忧虑的、痛苦的、离群的人。但正是他所承受的痛苦，赋予了他独特的气质与魅力。
我们很容易把西摩的死定性成又一起战争创伤导致的悲剧；但这种解读完全抛弃了香蕉鱼的寓言，而我认为，香蕉鱼才是故事的真正核心。西摩的痛苦埋藏得要比战争的伤疤深得多。他的死亡根植于他与世界的不协调中，这个他无法忍受的，虚荣浮躁的世界。
西摩与这个世界的矛盾，在小说中通过两组空间的并置 (juxtaposition) 来设立。
小说从一间酒店房间开始：这是一个阴暗、封闭、烟雾朦胧、充满了“小牛皮箱子和洗甲水气味”的空间，代表着成人的，极度物质主义的世界，属于穆里尔以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。而在另一边，西摩躺在干净的海滩上，远离尘世，远离人群，只有西比尔能找得到他，是独属于西摩的精神世界。这两个世界是如此割裂，以至于任何一方都无法掌握对方的行踪——而或许，他们也根本不在乎。这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的炉灰谷地和盖茨比宅邸：是世俗的与精神的、平庸的与高贵的并置，它们完全平行，完全不接触，而一旦两者产生了接触，灾难便随之而来。
西摩极力想要远离人性中粗俗的一面，为此他甚至放弃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。他整日整日地弹钢琴，以此接近自己的精神世界；他孤独地躺在海滩上冥想，想着那些因为贪得无厌地吃香蕉而再也游不出洞的香蕉鱼；他完全进入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中，就像修禅的禅师一样。
他与社会的脱节来自于两个方面。首先是他自己脆弱的，诗性的灵魂，始终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状态。《木匠们》中，他在婚礼那天迟迟不出现，说自己“太幸福了”，在日记里写下“我怀疑人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”，便是这种精神不稳定的表现。
而真正打破他脆弱的心理平衡的则是战争，或者说是他战后回到故土后巨大的不适应感。他从横尸遍野的欧洲战场上退下后，便被马上投入这个纸醉金迷的社会，他发现自己所为之而战的国家竟是如此浅薄而物质主义，人们都在讨论衣着，沉迷于时尚、穿着打扮和娱乐杂志，不再有人关心精神世界，所有人都失去了深度，变成了患上香蕉热的香蕉鱼。这使他无法接受，更使他恐惧，害怕自己也终将被社会同化，成为和周围的人一样的存在。
西摩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导致了他对庇护与理解的追求。他在海滩上也不愿意脱下自己的浴袍，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体现——因为那一层衣物把他和他不愿面对的残酷现实相隔绝，给了他一点可靠与安全感。这种解读和后文西摩关于纹身的胡话相印证。纹身是比喻意义上的，代表了他的伤痛与疤痕，不愿也不能暴露给这个世界。
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渴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能理解他，和他共鸣的人。他起初寄希望于穆里尔。他寄给穆里尔的德国诗集，代表了他的审美与哲学，但穆里尔宁可把一个下午花在读《性是欢愉——还是地狱》这样琐碎八卦的读物上，也不愿花时间在学习德语，接近西摩的内心世界上；他把穆里尔叫做“1948 年度精神流浪小姐”，也是他渴望唤起穆里尔的理解的一种方法，但穆里尔把它当成了一个孩子的玩笑，一笑置之。他无处寻觅抚慰，所有人都把他当作“说胡话的疯子”。穆里尔和母亲的电话交流中，我们读不出她对西摩境况的一点理解，而只是可怜与事不关己。他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，的确处于绝对的孤独状态。
所以当我们分析西摩之死时，我猜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他为何而死，而是他为何没有死——没有早早地去死，而是偏偏在那个下午，在佛罗里达的阳光海滩边，举起了手枪？依照我对西摩的理解，我认为这既在他的计划中，又脱离了他的计划。
他一定希望自己与世界的告别是充满仪式感的——因此，他选择了这样一次旅行，最后感受一次阳光，然后在这个特别的地方走向生命的终点，而不是在某个普通的下午，在平凡的生活中消失。他在旅行中也带着手枪，显然是早有准备。
但他的计划因为西比尔的出现而产生了变数。在西比尔身上，他重新看到了未被世俗玷污的，纯粹的美好；更重要的是，西比尔愿意聆听他，和他进行同样疯疯癫癫的对话。他几乎是讨好着西比尔：
“你说得不错。它需要的气比我愿意承认的多。”他移开两只拳头，让下巴落在沙子上。“西比尔，”他说，“你看上去气色不错。见到你真好。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儿。”他伸出胳膊把西比尔两只脚腕都捏在手里。“我是摩羯座的，”他说。“你是什么座的？”
“你喜欢蜡吗？”西比尔问道。
“我喜欢什么？”年轻人问。
“蜡。”
“非常喜欢。你不喜欢吗？”
西比尔点点头。“你喜欢橄榄吗？”她问。
“橄榄——喜欢的，橄榄和蜡。我不管什么时候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们的。”
他总是顺着西比尔的话题聊天，哪怕这样的对话完全没有意义，他也愿意陪她玩这样的游戏。
我们往往会以为西摩是个不善言辞，沉默寡言的人——但他和西比尔相处时，却展现出狡黠的，甚至是调情的一面。
“沙伦•利普舒兹说，你让她跟你一块儿坐在钢琴凳上，”西比尔说。
“沙伦•利普舒兹这么说了吗？”
西比尔使劲儿点了点头。
他松开她的脚腕，收回双手，把一边儿的脸靠在他的右前臂上。“哦，”他说，“你也知道那样的事儿怎么来的，西比尔。我坐在那里弹琴。没见到你的人影。而沙伦•利普舒兹走过来挨着我坐下。我总不能把她推下去吧，是不是？”
“能的。”
“哦，不，不行的。这样的事儿我做不出来，”年轻人说。“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做的。”
“怎么做的？”
“我假设她就是你。”
他和西比尔的对话完全不像一个成人和孩子的对话，更像情人之间的对话。西摩用着各种挑逗的谈话技巧：
“你没见到过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住在什么地方的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肯定知道。你必然知道。沙伦•利普舒兹都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，而她只有三岁半。”
西比尔站住脚，猛地挣开被他拉住的手。她拾起一只普普通通的海滩上的贝壳，仔仔细细地察看着。她把贝壳扔掉，“是康涅狄格州的惠利森林，”她说，恢复了她的行走，小肚皮挺出在最前面。
从某种意义上，他的确把西比尔当成了自己的灵魂伴侣。他希望西比尔能了解自己，因此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西比尔，他脱下代表着自我保护的浴袍便是最好的体现。他给西比尔讲述自己刚刚编出的香蕉鱼的故事，也是希望通过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。
但正是在他和西比尔的这次谈话中，他逐渐坚定了离开世界的念头。西比尔宣布她爸爸要来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是“我每时每刻都在等他来。每时每刻”。一方面这指的是西比尔马上要离开他，他等待着他们告别的那一天；但更深入地说，这说的是西比尔马上要随着她爸爸离开这个西摩的“海滩世界”，回到成人的“酒店世界”，回到物欲之中。想到这里，他说出那句“我正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呢。我正反过来复过去地想呢，西比尔，你一定会很想知道的。”与其说是关于要不要下水的矛盾，不如说是要不要自杀的矛盾。
随着他和西比尔的谈话发展，他愈发感到了商品社会中欲望的无孔不入。小说反复提到黄色和蓝色——西摩穿着一条蓝色的泳裤，而他把西比尔黄色的泳衣认成了蓝色的。蓝色代表了纯真，黄色则是香蕉的颜色，代表着欲望。西比尔穿着黄色的泳衣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成人世界的诱惑。她在水里看到了“香蕉鱼”，看到了欲望的化身——随之自己也将逐渐深陷其中，成为香蕉鱼的一员。在那一刻，西摩意识到成人世界正在入侵着西比尔，没有什么可以永远不被玷污——穆里尔、西比尔，都将一个个地被这个社会同化。而他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。
因此他给西比尔留下了最后的礼物：足弓上的一吻。他祝福西比尔能永远留有那双纯洁的双脚，不要踏上任何污秽的、粗俗的事物；同时，他也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被玷污，失去高尚，因此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两只脚挺正常，没他妈的一丁点儿值得别人盯着的”，然后下定决心，向这个从各个方向逼近他的世界作了告别，彻底脱离了这场缠斗。
在所有关于西摩的死亡原因的猜想中，我唯一不同意的是认为他婚姻失败，家庭不和。固然，他不受穆里尔的家人的待见，穆里尔和他之间也没什么共同语言；但在我理解的西摩的爱情观中，爱是可以脱离其他一切而存在的。
西摩对穆里尔的爱见于他的日记：“我多么需要，多么爱她那颗一视同仁的心。”（《木匠们》）他爱上的是穆里尔的纯洁天真的内心，而不从她那里索取任何东西。他希望穆里尔能理解他，但不要求她的理解。
这种爱情观可能和塞林格一脉相承。塞林格的小说中所展现的男女之情往往，是性缺失的，甚至缺少任何亲昵的举动——他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也是同样的淡漠，但他终身渴望精神恋爱，一种脱离了其他任何世俗形式的，纯粹的爱——他最终失败了。
整个格拉斯家族，可以说都是塞林格自我的投影。塞林格把自己的人格拆分，将各个部分分别赋予了家族中的每个人物。老大西摩，代表了塞林格的超我 (super-ego)，一个参禅了的智者，一个圣人。西摩在精神世界上和塞林格相似——他们同属摩羯座，都参加了二战，都被东方哲学（道教、禅宗）所吸引，都追求纯真的、未被玷污的东西；但西摩又和塞林格有根本的不同：塞林格从未试图自杀，他平静地在自己隐居的宅邸中活到了 91 岁。
西摩是塞林格渴望成为的那一类人，还是他害怕成为的人？从一方面说，西摩是真正的胜利者——他的自杀实现了宗教意义上的涅槃，脱离了这个苦难的，折磨着他的世界；但从另一方面说，他又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因为他没能在生者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，而只能寄希望于死者的世界。塞林格在西摩失败的地方成功了：他在禅宗中找到了安定，在隐居中脱离了尘世，在无欲无求中得到了自我的净化。
人们说，禅宗毁掉了塞林格的艺术——他的作品从他修禅开始就逐渐抽象，最后变成了纯粹的经书。但我们应当理解塞林格——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，然而他不能永远处于痛苦之中。如果他一直像西摩那样受难，他也将难逃西摩的结局。幸运的是，塞林格写下了西摩的故事，也脱离了西摩的命运。
而西摩·格拉斯的故事，则成为了禅宗的公案，其深邃的哲思不在其“言”中，而尽在其“不言”中，留待读者解读。
